走过的路：下乡搞四清

一

　　1963年，历史学会党组书记、北京市委党校校长赵征夫奉调西北局，北京市委派廖沫沙兼任历史学会党组书记。廖、吴在历史上并没有特别关系，但1961年吴晗写成 《海瑞罢官》 剧本时，廖沫沙曾经写过欢迎吴晗从史家走到戏家“破门而出”的创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好的，廖沫沙兼任党组书记，吴晗是欢迎的。在我的印象中，廖沫沙为人很诚实，是想为党多做点工作的老同志。大约他们都不会想到要行使什么高级干部的特权。记得廖沫沙到任后，学会召开一次党组成员和常务理事会，会议一直开到下午1时多。会后大家都觉得饿了，邵循正和许师谦提议到动物园对面的小铺子吃点饭。邵循正是教授，工资高，他说他请客。廖沫沙听到后，好像不知道被邀的有没有他，就对我说，身上连一两粮票也没有，否则就和你们一起去吃饭。邵循正一听，说他也没有粮票。幸而我身上恰好有两斤粮票。这样，我们五个人才到小铺子吃了一顿饭，一共才花了十多元。这五个人中，除我之外，都是教授和高级干部，生活却这样简朴，看不出有任何特权。
　　廖沫沙担任党组书记后不久，即1963年5月，上海 《文汇报》 就发表梁璧辉的 《“有鬼有害”论》，对廖沫沙1961年8月发表的 《有鬼无害论》进行批评。廖沫沙当然知道，梁璧辉的文章是有来头的，他思想上自然不无压力。但这些事，当时我并不太敏感，也看不出批评者有什么来头。在差不多同时，吴晗1962年5月在 《前线》“三家村札记”栏里发表了 《说道德》，以及随后分别在《前线》 《光明日报》 发表的 《再说道德》 《三说道德》，先后遭到学术界一部分人的批判，争论的焦点是封建道德能不能继承。吴晗认为：“道德是阶级的道德，道德是随着阶级统治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也有另一面，那就是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吸收其中某些部分，使之起本质的变化，从而使之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服务。”这个表述，一般来说，并没有太大错误。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著名的论述，即：“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是支配精神生产资料的阶级。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而每个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在它没有走向完全腐朽之前，它的经济关系，包括精神和物质都有合理的部分。作为道德，当然包括统治阶级的道德和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在内。况且，在统治阶级的道德中，诸如孟子的大丈夫精神、范仲淹的忧乐观等等就有超越社会形态的内核，当然是可以批判继承的。列宁就曾经痛斥那种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是“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的说法，认为这是“胡说”。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道德当然也属于文化范畴。
　　经典作家本来已经说得很清楚，但在那种“左”的思潮影响下，在那种多数人思想被扭曲的年代，即使那些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背得爛熟的人，在讨论中也不能正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有过的说法，而极力主张到劳动人民中去找道德继承。对这场争论，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是同情吴晗的。吴晗在写了《三说道德》 之后，就不再应战了。当时我以为是他话犹未尽，又不愿意再花太多时间去争论，就只好不了了之。一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因为道德继承论问题，市委领导还在北戴河开会研究是否对吴晗公开批判，并已经写出以“金世伟”署名的批判吴晗道德继承论的文章。吴唅还因此在北戴河做了三次检讨，并写出自我批评文章。后来还是中央说作“内部问题”处理，才没有公开批判，但作“内部问题”说明性质很严重，近乎外部 （敌我）问题了，所以才有作“内部问题”之说。
　　不过，尽管上面这一决定在当时对吴晗是采取保的办法，但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这个“保”对吴晗未必是好事。如果此时吴晗因道德论而遭批判，最多也只落得如周谷城因“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罗尔纲的“李秀成诈降论”一样，而不至于在后来当成“文革”开刀祭旗的对象。
　　1964年，学术界已经很不太平，哲学界、史学界、文艺界都在抓典型，搞大批判，史学界突出问题是对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因为1962年戚本禹写过一篇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变节分子，引起史学界的不满。当时正好英国把李秀成用过的宝剑赠送给中国，中国把它当成革命文物收藏在革命博物馆，曾经广为宣传过。据说周恩来总理看到戚本禹的文章之后，很生气，认为这是给自己脸上抺黑，要史学界开个会澄清一下。正因为有这个背景，史学界这次会才备受重视，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黎澍、刘大年等等史学名家都到了会，会上一边倒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批评。当时原计划由北京市历史学会再开一次讨论会，继续批评戚本禹的文章，并对李秀成进一步作出正面评价。邓拓知道后，给吴晗打了电话，表示不开为好。他认为一边倒的会议，多开一次就成了围攻。这是因为前一次会议，批评戚本禹意见一边倒，邓拓认为没有必要再开一次会围攻戚本禹，但尽管如此，戚本禹对史学界对他的批评不但不会忘记，而且耿耿于怀。
　　1964年学术大批判的形势出现之后，在康生、江青的鼓动下，戚本禹写了第二篇对李秀成及其自述评价的文章，把上次正面评价李秀成的观点说成是替叛徒辩护，而且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被提了出来。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变成对不同意戚本禹意见的人的批判。形势之所以这样逆转，也是有其原因的。戚本禹第一篇文章遭到批评之后，毛泽东看到了台湾出版的 《李秀成亲供》，这是曾国藩家的藏本，被曾国藩的后人带到台湾的。
　　据说毛泽东读后，在一张刊有戚本禹文章的报纸上批了这样十六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这对戚本禹来说，当然是反击的本钱。在这种政治形势的影响下，北京市历史学会决定召开一次李秀成评价的学术讨论会，到会的主要是北京高等院校和中央一些史学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戚本禹化名和林杰一起来出席这个讨论会，会上观点基本上是一边倒，都是支持戚本禹的，有个别过去发表过批评戚本禹文章的人，在会上做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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