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建构视野下档案职业活动主客体的角色转变

　　摘 要：随着权力与档案的关系逐渐成为档案学界的研究热点，档案职业活动中档案管理者和档案实体的传统角色与定位开始受到一些档案学者和历史研究者的质疑。本文从档案职业活动主客体两个角度出发，在探讨两者角色变化的同时，阐明两者在面对质疑时应如何完善新的角色定位，以突破权力构建档案时造成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权力；档案；档案工作者；档案职业活动
　　Abstract：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archive having become a heated discussion in archival field， some archival scholars and historians question the traditional roles of 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effects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this thesis not only discusses the change of roles about archives and archivists， but also demonstrates how they can refine the location of their roles confronting incredulities from archival circle.
　　Keywords： Power： Archive； Archivist； Archival Professional Activity
　　权力是社会科学中的基本概念，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近些年，档案学界对于权力与档案之间关系的探讨为我们认识档案职业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笔者认为，作为档案职业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实体自产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权力关系的建构与影响，两者传统的、“被视为当然”的角色定位需要得到转变与重塑。
　　1 传统：对档案职业活动主客体角色的固有认知
　　1.1 档案：客观中立的真实记录。在传统的观念中，“档案是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性信息”[1]，由于它承载了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在办理事务的过程中直接生成的原始信息，因而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现存文献中最为客观真实的记录，具有良好的可信性以及极高的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
　　早在20世纪初，英国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就指出：“档案不是为了后代的利益或为后代提供信息而拟制的……档案是在行政管理或公私行政事务过程中拟制或使用的，并构成该事务过程的一部分；事后由该事务的负责人或其合法继续人加以保存以备查考的文件。”[2]从现代档案学的角度来看，虽然詹金逊在对档案下定义时忽略了一些文件转化成档案的必备条件，但他的这种定义却试图将档案形成者的主观意志从整个档案形成过程中抽离出去，尽量减少这个过程中主观因素对档案的影响，从而保证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到了20世纪中后期，一些档案学者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后逐渐认识到，文件在完成自身的业务目的之后，只有那些被认为是今后具有查考和研究价值的一部分才能成为档案得以长期保存。这种归档标准的确定，依据的也是对于档案具有客观中立性的认识：由于档案能够提供形成者业务活动的原始记录，在日后查考和研究时，档案对于历史面貌的还原也将更具有权威性，這种权威的“历史重现”才能成为可信度更高的证据。
　　综观以上档案学者的思想认识，不难发现档案客观中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档案学者的一种共同认知。
　　1.2 档案工作者：可信任的历史信息保管者。基于对档案原始记录性和客观中立性的认同，传统的、固有的观念认为，档案工作者是从中立的角度出发，对档案实体进行客观公正的整理和保管。正如詹金逊所言，档案工作者“其信条是证据的神圣；其任务是保护他负责的档案中的每一寸证据；其目标是毫无偏见地为所有求知者提供知识财富”[3]，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像一座隐形的桥梁，将档案实体中蕴藏的大量历史信息客观地呈现在档案利用者面前。
　　可以看到，在传统的档案意识里，为保证档案信息的可信性和神圣性，档案工作者在进行职业活动时不能对档案施以任何形式的人为干涉，档案工作因此也是不带有任何偏见的。再加上当时人们对档案客观中立性的固有认知，档案工作者一时成为“现代社会真理最无私的信徒”，人们对档案工作者的信任也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
　　2 现实：权力建构下的档案职业活动主客体
　　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力的论述很经典，他认为：“权力”是在一段社会关系中，一个人或很多人哪怕遇到其他主体的反抗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机会。简而言之，权力就是一段社会关系中即便遭到抵制和反对仍能执行预想行动的可能性。基于对权力的这种理解，下文将阐述权力如何构建档案实体和档案工作者，从而促成他们的角色转变。
　　2.1 档案：权力贯彻自身意志的文字产物。通过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到在传统的档案观念中，人们对档案具有客观中立性似乎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实际上，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档案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权力对于档案的干预和建构。例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是档案的社会政治侧面，历史上的档案话语正是（通过）扩展、分裂、调遣知识和权力，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4]；而雅克·德里达也认为，“历史的书写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尤其是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介入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对档案的客观性，也就是它对事件原始状态的描述应该有另一种维度的思考：制度化空间从什么角度介入了档案的形成、保管及利用，使之呈现何种面貌，后人又如何根据档案来塑造文化记忆和社会记忆”[5]；受此启发，特里·库克就曾鲜明地指出，“档案被制作者以及档案工作者进行了深度干预，档案馆是权力、记忆和身份论争的地方”[6]。至此，权力这种主观因素在档案中的建构作用越来越被档案学者们重视，在整个档案职业活动过程中，权力影响力逐渐显现，传统档案观中档案所具有的客观中立性也因此受到诸多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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