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清洁美丽世界”构建

　　【内容摘要】 “清洁美丽世界”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它既是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反思，也蕴含了对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思考。当前环境恶化、气候变暖、能源短缺等问题不断凸显，全球环境治理体系面临领导力缺失、治理碎片化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清洁美丽世界的愿景和中国方案，标志着中国将在更广、更深层面介入全球环境治理，并运用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开拓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清洁美丽世界可从中国周边起步，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环境共同体建设先行示范，对全球环境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行有益探索。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清洁美丽世界 澜湄国家环境共同体
　　【作者简介】 卢光盛，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昆明 邮编：650091）；吴波汛，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昆明 邮编：650091）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9）02-0064-20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90200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五大支柱，即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他指出，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生态五个方面交出了中国答卷。其中在生态领域，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清洁美丽世界”旨在寻求构建一种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力图开拓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问题日益威胁人类生存发展，且全球环境治理面临领导力缺失、治理机制碎片化的双重挑战下，中国将会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寻求人类永续发展之路。相对而言，目前学界对于“清洁美丽世界”的研究较少，远未满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实际上，清洁美丽世界概念的提出及其实践，秉持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符合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国际政治层面的敏感度相对较低，有利于构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所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本文将在对清洁美丽世界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其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进而对构建清洁美丽世界的中国方案进行探究，最后结合澜湄环境共同体建设进行案例分析。
　　一、相关概念与文献分析
　　目前，学界、政界还没有对清洁美丽世界概念予以较为规范和系统的界定。本文拟通过对清洁美丽世界的核心内涵、理论渊源及主要目标进行归纳概括，尝试提出清洁美丽世界这一概念并加以分析。我们认为，清洁美丽世界是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愿景，也是对工业文明高耗能、高污染、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清洁美丽世界是对以往环境治理经验的进一步总结和提升，既有其理论根基，又蕴含实践之道。清洁美丽世界吸收了西方生态思想的部分观点，同时继承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应当保有生态理性、形成生态道德，最终实现“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稳定发展。在实践层面，清洁美丽世界则将探索如何通过生态环境领域的有效治理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
　　（一）清洁美丽世界的核心内涵
　　清洁美丽世界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工业革命至今，人类依靠技术进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掠夺和破坏，恶果也逐一显现，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问题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和自然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因此，清洁美丽世界倡导绿色发展，推进清洁能源逐渐替代传统能源，提倡循环经济，通过宣传教育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形成全民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潮流，以形成一种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清洁美丽世界的愿景是在自然环境这一特定领域构建国际交往的新方式。在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来，由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对权力、绝对利益的无限追求，国际体系中各国的交往方式近似于一种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国家为了生存只能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而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看来，这一假设却并不是普适的，由于问题领域的不同，权力资源的有效性将存在差异。 在当今世界，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矛盾，但是在气候变化、大气污染、能源枯竭等领域，各国更乐于通过联合国、G20以及首脑峰会等双多边机制协商解决争端；国际体系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不存在超国家权威约束，但是各种次国家、国家和超国家行为体的接触日益频繁，它们通过互动形成的惯例、规范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集体认同，具备了道义上的约束力。政治、军事权力在清洁美丽世界、即生态领域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相反，生态环境这一特定领域的权力资源，如话语权、环保技术、生物多样性、资源禀赋等要素具有决定性影响，直接影响各行为体的行为。
　　（二）“清洁美丽世界”的理论渊源
　　清洁美丽世界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国内外有关生态思想的讨论已历经近半个世纪。环境保护领域的先驱者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这一著名报告，提出如果不主动改变现有生产、生活方式，控制人口增长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人类将面临来自自然的灾难性报复。 这一警示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先導之一。此后，生态思想逐渐分化为以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等为代表的“浅绿”环境主义和以生态政治学为代表的“深绿”生态主义。
　　其中，“深绿”生态主义试图寻求生态危机的深层社会根源，并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改变极端生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极端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入手，认为这样才能实现生态文明，这是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的崭新文明形态。例如，“深绿”生态思想的代表、生态政治学理论就认为，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人们形成了一种“异化消费”的行为模式，人们普遍将消费作为满足其需求的唯一手段。对此，生态政治学提出应当通过政治和教育的手段重建符合生态学要求的绿色、简约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生态政治学还提倡重视个人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呼吁其用生态理性、生态道德探索出一种对自然和社会负责的生活方式。然而，“深绿”生态思想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一种生态理论，由于未能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因此一直未能被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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